《出土文献研究》主编刘少刚:

学术期刊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

在改革开放以前,文物考古方面只有三大杂志,那就是《文物》、《考古》和《考古学报》,随着文物考古事业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,整个社会对文物、考古的关注 程度已经今非昔比。各种专业类学术期刊、普及类的文物收藏期刊也应运而生,为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《东南文化》就是伴随 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学术期刊。《东南文化》的二十五年,就是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大发展的的一个见证。

学术期刊对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,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

一,人才建设上的作用。一项事业的发展,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,而人才队伍的建设,离不开学术刊物。从办刊物的角度说,我们《东南文化》的方针是“依靠专 家,提携后学”,“既多方搜求考古大家的扛鼎之作,也关注青年学人的一孔之见”,从文博考古工作者的角度来说,一个好的学术期刊,既是学习工作的良师益 友,也是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一个平台。通过这个平台,可以将自己的工作、研究的成果向同行和全社会公布,对自己的成长也有利。一个单位、一个部门,有更多 的学术研究成果发表,说明这个单位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是成功的。一个人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著多了,才能得到学术界同行的认可,才有可能在研究上更上一个台 阶,从后学逐渐跻身到专家的行列中去。

二,学术交流的平台、公布考古文物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窗口。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,许多新的考古发掘的新发现需要有更多、更快的平台予以及时的公布, 大型的考古发现,其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往往需要相当长的周期,在过去,有的考古发现会出现几十年后才能公布发掘报告的现象。就是因为可以发表的平台太少, 当然也有考古工作者忙于考古发掘,来不及整理发掘报告的问题。像某某省出土的简牍,会在库房里放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三十多年不公布,有许多重要的资料不能为 全社会的研究者利用,这就有违“学术者,天下之公器”的宗旨,于公于私都不利。比如你那批竹简在二十年前发表了,会在学术界引起相当的重视;你二十年后才 拿出来,一是大家已经失去了当初对你这批资料的关注热情,二是有更多、更新、更重要的资料不断发表,大家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像上博简、清华简、北大简这 些文献类竹简上去了,你拖了那么久,最后即使拿出来,大家也可能不会像当初那么重视了。这其实是两败俱伤。

对考古学的某一课题、某一研究领域等进行深入讨论,为东南地区考古学界提供一个探讨园地,对深化研究具有良好的作用;同时,也能活跃学术气氛、倡导学术争鸣、引导学术讨论,为考古学研究开拓视野。

三,指导文物考古工作的实践。理论来自实践,又能指导我们的实践。这方面我也讲几个实例。像广东的考古发掘中,很多年都没有发现过竹简,后来通过学术期刊 上的发掘报告,得知湖南省在长沙里耶的废井里发现了多批竹简,湖南、广东所距不远,应该有一定的共性,所以后来在考古发掘中特别注意对废井的发掘,终于也 发现了一批竹简。后来我接触的一些考古工作者,也对以前做过的发掘纷纷反思,因为一看是废井,不是墓葬,加上挖废井有一定的危险,就放弃了,这是很遗憾的 事情。

最后谈谈我们院的学术刊物——《出土文献研究》。我们的刊物创刊于1983年, 一直是以书代刊的方式。刊物稿件的质量应该还是比较高,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,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主持成立了竹简帛书整理组,之后又组建成立文化 部古文献研究室,专门进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。先后调集顾铁符、罗福颐、商承祚、唐兰、张政烺、朱德熙、裘锡圭、李学勤、曾宪通、于豪亮等学者参加简牍 帛书的整理工作,唐长孺、朱雷、陈国灿、马雍、姜伯勤、胡如雷、沙知等学者参加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。古文献研究室成立后,又相继从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北京 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山东大学调进一批应届毕业的硕士和学士,以充实学术力量。作为当时唯一的国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平台,其学术刊物的质量没有问题。但这么 多年来,未能坚持出版,到如今才出了九期。通过我们这个期刊的出版情况,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单位的状况——什么时候单位发展了,重视学术研究了,这个刊物 就能出版几期;反之,就会被打入冷宫。现在随着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,院领导已经决定将《出土文献研究》作为我院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的重要窗口,暂定为每年出 版一期,我们也与北大图书馆、社科院等单位联系,将我们这个刊物像《古文字研究》一样,列入到重点期刊的附录中,这对于我们和作者来说,都是一个好事情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不定期刊物的编者,我们很羡慕像《东南文化》这样能定期出版的专业学术刊物。最后,祝愿《东南文化》在南京博物院的领导下越办越好,同时也希望我们文博考古界的刊物能多多交流,共同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努力。